福王即位后，晋升左良玉为侯，并荫封他的一个儿子为锦衣卫正千户，同时加封黄得功、高杰、刘泽清、刘良佐为四镇军官，也都荫封他们的子孙世袭官职。长江上游的事务则专门委托给了左良玉，并不久加封他为太子太傅。此时，李自成在山海关战败，左良玉利用这个时机收复了湖北西部的荆州、德安、承天等地。湖广巡抚何腾蛟以及总督袁继咸当时居住在江西，他们与左良玉关系友好，因此南明朝廷将这一带视为重要的屏障。

左良玉的忠诚和军事实力成为了南明政权的重要支柱之一。然而，由于他与东林党人侯恂的关系密切，这让权臣马士英和阮大铖感到不安。他们担心左良玉会支持东林党，进而威胁到自己的权力。为此，马士英和阮大铖开始策划削弱左良玉的力量。

八、已老且病

左良玉拥有庞大的军队，号称八十万兵力，实际上可能接近百万之众。他的军队分为前后十个营，其中前五个营是他的亲兵，后五个营则是投降过来的士兵。每年春秋时节，左良玉都会在武昌附近的山头上举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演习时，每一座山上都竖立着一种颜色的旗帜，山谷间旗帜遍布，蔚为壮观。演习的方法独特，通常是由两名士兵并排骑马飞驰，这种训练被称为“过对”。马蹄声震耳欲聋，如同响雷一般，几里之外都能听到。东部各镇的军队中，高杰的部队被认为是最强的，但与左良玉的兵力相比，还是相形见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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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自从左良玉在朱仙镇与李自成的农民军交战中遭遇惨败之后，他的精锐部队几乎损失殆尽。之后归附他的大多是乌合之众，虽然表面上军容壮丽，但实际上左良玉已经无法很好地驾驭他的部下。此外，左良玉的家族在许昌遭遇兵变，家人被杀害，这对他的打击非常沉重。在武昌时，左良玉的各军营将领经常通宵达旦地宴饮，有歌妓舞女相伴，而左良玉本人却始终洁身自好，不与这些风气为伍。

有一次，左良玉深夜宴请部下，他召来了十多名军妓上酒。这些军妓在房间内来回走动，左良玉忽然向左边轻轻咳嗽了几声，军妓们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依次退出房间。宾客们对这一幕肃然起敬，没有人敢抬头看左良玉。左良玉对部下的驾驭非常得体，这种细节处理让他在军中赢得了极高的威望。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左良玉已经年老多病，失去了年轻时的锐气和收复中原的决心。他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这不仅影响了他的军事指挥能力，也使得他对未来的规划变得更加模糊。尽管左良玉依然保持着一定的军事实力，但他的斗志已经不如从前，他的军队也开始呈现出松散的状态。

九、起兵东下

左良玉早年曾得到侯恂的赏识和推荐，而侯恂本身就是东林党人。在马士英、阮大铖掌握实权后，他们担心东林党人会借助左良玉的力量与自己作对，因此表面上与左良玉保持友好关系，暗中却对他心存忌惮，并修建了板矶城作为西部的防御屏障。左良玉察觉到了这种微妙的变化，不禁感叹：“现在哪里还需要防西，恐怕是防我吧！”

随着南明朝廷内部矛盾的加剧，监军御史黄澍倚仗左良玉的势力，公然与马士英、阮大铖发生冲突。黄澍返回后，朝廷派遣锦衣卫官员前来逮捕黄澍，左良玉拒绝交出黄澍。于是黄澍和其他一些将官每天请求左良玉起兵“清君侧”，清除朝廷中的奸佞之徒。左良玉内心犹豫，一直没有作出决定。不久，“北来太子”事件爆发，黄澍借此机会煽动军心，意图报复自己的仇怨，并拉拢了三十六营的大将与自己结盟。

在这种情况下，左良玉终于下定了起兵的决心，发布檄文讨伐马士英。他率领庞大的舰队，从汉口一直延伸到蕲州，长达二百多里，浩浩荡荡地顺江东下。然而，此时左良玉的身体状况已经非常糟糕。当他到达九江后，邀请总督袁继咸进入自己的船只，并从袖中拿出一份密旨，声称这是皇太子送来的，企图以此来胁迫当地的将领加入自己的阵营。但袁继咸严词拒绝了左良玉的要求。

左良玉的部将郝效忠秘密进入九江城，点燃大火后离开。左良玉看到城中的火光，感慨地说：“我对不起袁公啊！”随即吐血数升，当天夜里去世。

左良玉去世的时间是清顺治二年（1645年）四月。他的部下将领们秘不发丧，共同推举他的儿子左梦庚为军主。七天后，大军继续东下。朝廷命令黄得功渡江防守，与左梦庚的部队交战。最终，左梦庚率领剩余的部队投降了清朝。

左良玉的这次起兵，虽然是出于对朝廷内部腐败的不满，但在执行过程中却显得仓促且缺乏周全的考虑。他的去世和随后左梦庚的投降，不仅结束了左良玉个人的军事生涯，也使得南明政权失去了一个重要的军事支柱。

结语

左良玉去世后，其子左梦庚继承了他的部队，并最终选择投降清朝。左良玉的一生充满了忠诚与背叛、胜利与失败的交织。他对明朝末年的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也成为了历史上一个备受争议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