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5章 乾隆时代:盛世之下的成就与隐患

面对僵局,乾隆帝决定增派兵力,并任命大学士傅恒为前线指挥官。傅恒到达前线后,采纳了岳钟琪提出的深入敌后的策略。在乾隆十四年(1749年)二月,清军终于逼近了莎罗奔的老巢勒乌围,迫使莎罗奔投降。这场战役不仅平定了大金川的叛乱,也展示了乾隆帝在军事战略上的果断与智慧。

与此同时,西藏地区也出现了不稳定因素。乾隆十五年(1750年),西藏地方贵族珠尔默特那木札勒领导了一场叛乱。然而,在达赖喇嘛的领导下,与驻藏清军联合行动,迅速平定了这次叛乱。乾隆帝认识到,地方贵族的过大权力不利于西藏的稳定和中央对西藏的有效统治。于是,在平叛后,乾隆十六年(1751年),他废除了原有的藏王制度,成立了由四位噶隆组成的西藏地方政府噶厦,并制定了《西藏善后章程》,增强了达赖喇嘛和驻藏大臣的权力。

在准噶尔地区,乾隆帝同样面临严峻挑战。准噶尔部内部因争夺汗位而发生内讧,萨喇尔、三策凌等先后率部内迁归附清朝。乾隆二十年(1755年),乾隆帝抓住时机,发兵五万直捣伊犁,进攻达瓦齐。达瓦齐措手不及,兵败被俘。然而,归降的阿睦尔撒纳因未能实现统治厄鲁特蒙古四部的野心而反叛。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清军收复伊犁,阿睦尔撒纳逃往哈萨克。清军随即展开追击,并最终在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击败叛军,阿睦尔撒纳病死于逃亡途中。

平定准噶尔后,乾隆帝立即调派满汉官兵一万人南下,讨伐天山南路叛乱的大小和卓。这场战役持续到了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最终,清军攻克了喀什噶尔和叶尔羌,大小和卓逃往巴达克山部被杀,天山南路的叛乱被彻底平定。

五、扬威西南

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乾隆帝面对沙俄在边境的挑衅,命令阿桂和车布登扎布率领军队驱逐俄军。这一行动展示了乾隆帝在处理国际关系时的强硬态度。同年十月,乾隆帝的第十五子永琰(即后来的嘉庆帝)出生,这为皇室增添了新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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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三十年(1765年),云贵总督杨应琚报告缅甸各部落头人表示愿意归附清朝。然而,由于杨应琚身体状况不佳,乾隆帝任命杨廷璋赴永昌继续处理抵御缅军的事务。然而,清军在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的底瓦江之战中失利,乾隆帝因此赐杨应琚自尽,并调整了军事部署。

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乾隆帝派遣大学士傅恒赴云南负责征缅事宜。次年(1769年),又命阿桂和阿里衮协助傅恒剿灭缅军。但由于缅甸气候炎热,疾病肆虐,清军损失惨重。最终,缅甸国王孟驳请求投降,并向清朝称臣纳贡,清缅战争结束。

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小金川土司与沃克什土司联合挑衅,乾隆帝命令阿尔泰劝谕小金川。同年,和亲王弘昼和大学士傅恒相继去世。而在同一时期,土尔扈特蒙古族在渥巴锡的领导下,成功脱离了俄国的控制,返回中国。乾隆帝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在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接见了渥巴锡一行人,封渥巴锡为汗,并授予其他成员亲王、郡王等爵位。

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大金川和小金川土司索诺木朋楚克、僧格桑再次发动叛乱,攻打周边土司。乾隆帝决定再次出兵平叛,采取各个击破的策略,先集中力量对付小金川。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清军转向进攻大金川。然而,负责指挥的温福表现无能,导致清军遭受重大损失。乾隆帝随即任命阿桂为定西将军,重新组织军队进行反击。

经过两年的艰苦战斗,清军终于在乾隆四十年(1775年)底彻底平定了大金川的叛乱。此次战役结束后,乾隆帝决心推行改土归流政策,即在当地设立行政机构,直接管理地方事务。在小金川旧地设立了美诺厅(后改为懋功厅),在大金川旧地设立了阿尔古厅,均隶属于四川省。此外,还在险要地区驻军,以确保这一地区的稳定。

六、全盛之象

乾隆中期,中国迎来了一个空前繁荣的时代。这一时期,全国各地区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得到了快速发展,耕地面积不断扩大,人口急剧增长,国库充实,整个社会经济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

在农业方面,耕地面积显着增加。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全国已开垦的土地达到了七亿八千万亩。随着农业技术的进步和农田水利设施的建设,粮食产量大幅提高。南方的水稻产区,亩产普遍达到二三石,甚至有高达五六石乃至七八石的情况。这表明精耕细作的方法得到了广泛应用,单位面积的产量显着提高。

为了满足人口增长带来的粮食需求,乾隆时期大力推广高产作物的种植。甘薯和玉米这两种高产作物在南北各地广泛种植,不仅增加了粮食的产量,也适应了人口增长的需求。甘薯和玉米的推广种植,不仅提高了粮食总产量,还丰富了人们的饮食结构。

除了粮食作物,经济作物的种植也在这一时期得到了蓬勃发展。主要经济作物包括棉花、烟草、茶树和甘蔗等。棉花种植尤其受到重视。在长江三角洲和东南沿海地区、钱塘江沿岸地区以及北方的河南、直隶等地,棉花种植已经非常普遍。到了乾隆后期,江苏的苏州、松江两府植棉广泛,部分地区棉花种植面积甚至超过了粮食作物。在直隶和河南等地,棉花种植也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

手工业和商业同样呈现出繁荣景象。随着棉花种植的普及,棉纺织业迅速发展,成为重要的手工业部门。江南地区尤为突出,苏州府的吴江县棉花种植面积已经超过粮食作物。棉花的种植不仅满足了本地的纺织需求,还通过商贩大量运输到江南纺织业发达的地区。

在商业方面,随着交通网络的建设和市场体系的完善,商品流通更加便捷。各地的市镇经济活跃,贸易往来频繁。商品种类丰富,市场交易活跃,进一步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乾隆帝对文化的重视同样体现在对文献的整理和保护上。他下令广泛征集图书,并颁布求书谕旨,指示地方各级行政官员积极参与。乾隆帝为征求遗书制定了具体政策,确保书籍的搜集工作有序进行。至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从全国各地征集的图书已超过万种,极大地丰富了国家藏书。在乾隆帝的直接领导下,《四库全书》的编纂工作顺利完成,八部《四库全书》先后抄写完毕,并入藏各阁。

乾隆三十年至六十年间,国库的银两长期保持在六千万两以上,显示出国家财政的雄厚实力。这一时期,清朝进入了人们赞称为“文治武功兼备、疆域空前辽阔、社会繁荣、文化发达”的“康乾盛世”时期。这一时期的强大中国屹立于东方,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国家之一。

七、盛极转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