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策？其实熟悉高务实的人这时候已经有所意会，因为高务实往往都是先在制度上进行顶层设计，然后接下来就要在利益上进行分配调整了。

果不其然，高务实道：“第二策么，便是在财力上对互助队进行一定程度的支持。”

不少大臣听到这话，立刻露出了“果然如此”的神情。不过，他们依旧盯着高务实看，看这位理财圣手要如何从今年岌岌可危的财政余额中再挤出一部分支援这个互助队。

然而意外的是，高务实看起来并不窘迫，淡淡地道：“本阁部昨夜调看了今年的荣爵贡献，其上半年之报表显示，自正月初一到六月三十，合计折约一百零三万四千两百五十两白银。

按照去年态势，下半年的荣爵贡献或许会比上半年还要略多一些，这里本阁部暂且打些冗余，就按照下半年贡献为一百万两计算。我大明有近一千三百个县(原历史上是1171个，书中因为朝鲜内附、东北移镇、西域收复等原因增加到约1300个)，若暂时不论上中下县，则平均每县贡献约770两白银。

此次白灾主要侵袭北方，尤其九边诸地。考虑到西域方面有战时拨款，此番不必朝廷另行支援，故我实际需要拨付的便是北直隶、辽东、山西、陕西四省(甘肃虽有巡抚，但在“两京十三省”布政司制度下为陕西辖地，高务实从财政角度来说，便不需分列)。

此四省共有三百三十六县，其中陕西九十六县，山西七十七县，北直隶一百零六县，辽东五十七县[注：本书前文曾论述过，辽东在原历史上为“军管模式”，并不设明确的“县”，本书中这五十七县，属于高务实改革的结果。]，这其中又有上县五十二，中县二百零七，下县七十七。

我意，调拨下半年荣爵贡献一百万两，作为今年应对白灾时给各地互助队之奖励金。原则上为上县提供三千两，中县提供两千五百两，下县提供两千两。

也就是说，上县共拨付十五万六千两，中县共拨付五十一万七千五百两，下县共拨付十五万四千两，合计八十二万七千五百两，结余十七万两千五百两。当然，结余款项户部并不收回，仍做预备救灾、紧急调度之用。

另外，考虑到赈灾乃是急用，大批现银调度不便，故以上款项都由明联储各地支行按照额度随时支用。但，紧急调度款不得由当地衙门调度，需有内阁签押、户部行文，当地明联储方可按数拨付。”

你看，地盘大也有地盘大的麻烦，一百万两看似是一笔巨款，但是哪怕高务实把拨付省份降低到北境四省范围，却依旧有三百多个县眼巴巴望着这笔钱。结果一百万两这么一瓜分，平均一个县也就两千多两的支援力度了。

两千多两是个什么概念呢？也就大致相当于一千头猪的样子。放在后世，一个县级的养殖场就能随时拿得出来。考虑到后世中国一年吃掉7亿头猪，平均每人每年吃掉半头，所以一个县往往有一溜的这种养殖场。(这还要考虑后世中国人食谱极其广泛，否则可能10亿头都打不住。)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句话，属实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当然，这笔银子拨下去，买猪肯定不是主要花费，以上只是做个价值平替。总之，这笔钱看似很大，分一分也就没多大水花了。这也是高务实财政改革之前大明几乎没有像样的赈灾举措的原因。

财政虚得跟阳痿了似的，指望这破朝廷龙精虎猛夜御八女，那显然是太监上青楼——无稽之谈啊！

高务实的话让在座的诸位大臣们陷入了沉思。他们当然听得出来，如此具体的数值能够脱口而出，显然元辅早有计划，所谓“查漏补缺”搞不好都只是随口的谦辞。

不过他们也不得不承认，高元辅的这个计划，恐怕不仅仅是为了应对即将到来的白灾，更是在试图改变大明的基层治理模式。

这么多年下来，大家都是同殿为官，现在也能看出来一些名堂了：高务实的改革往往从一个小点开始突破，当这个小点被他打入楔子，确定钉稳之后，他就会逐渐以此为基础开始发力，慢慢拉开口子，最终等到一切成熟，便一刀划破。

老狐狸们甚至已经发现，这个计划如果成功，将会在大明的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高务实的这个计划从根本上来说，其实是将过去那种地方乡绅管理地方的模式抛开，实行了一套纯粹以在本地口碑为基础的组织模式。

换句话说，以前在地方上拥有势力的，都是有钱有权的当地豪门，而今天高务实坚持设立的所谓“互助队”却不同，它的负责人——大概率就是高务实口中要予以嘉奖的“义士”——居然被明确要求“田不过百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