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亥今天即位而明天射杀人，把忠心劝谏者称谓诽谤，商议国家大事称谓妖言，把人命看得和野草一样。难道只因为胡亥天性凶恶吗？是因为赵高教胡亥的内容不是正道的缘故。

俗语说：“前车覆，后车诫。”意思是前人的挫折，可作后人的鉴戒，秦朝之所以急速灭亡，车子行驶的痕迹是可以见到的；然而不避开，是后车又将要覆灭。

天下的命运，悬系于太子一人，想要太子尽善尽美，在于早早晓谕教诲与挑选贤人陪伴在太子左右。童心没有泛滥而先晓谕，则教化容易成功；使太子知晓仁义道德的要旨，则是教育的功效；如果太子长年累月，潜移默化习惯了良好的平行，则是左右的职责所在而已。

北方胡人、南方粤人，刚出生哭声相同，吃奶的欲望和嗜好也没有什么不同；等到长大成人而习俗不同，语言不同，很多次进行翻译而不能互相交流，有的人即使死而不愿意到对方那里生活，则是教育习惯形成这样的。

臣所以说挑选左右早早晓谕教育是当务之急。教育得当而左右人都正直，则太子也正了，太子正而天下安定了。

《书》说：“一人有庆，兆民赖之。”意思是一个人有福运，许多人都因此而受福。教育太子是当前的重大事情。

人的智力，能认识已经发生的事，不能认识将要发生的事。礼的作用在于将某一行为制止在它发生之前，法律则是对已发生的行为进行惩罚。所以法律的作用明显，而礼的作用却难以觉察。用庆赏来奖励善行，用刑罚来惩治罪恶，先王推行这样的政治，坚定不移，实施这样的政令，准确无误。根据这一公正的原则，政治才能像地载天覆一样无偏无私，怎么能说先王不使用庆赏和刑罚呢？然而，人们一再称赞的礼，最可贵之处在于能将罪恶断绝于未形成之前，从细微之处推行教化，使天下百姓日益趋向善良，远离罪恶，自己还没有觉察到。孔子说：“让我断案，我与别人没有什么不同，如果说我有什么独特的见解，那就是推行仁义，使讼案不再发生。”为君主出谋划策，不如首先确定选择什么抛弃什么，取舍标准一旦在心中确定，相应的安危后果就会表现出来。天下安定不是一天就能实现的，天下危亡也不是一天促成的，都是日积月累渐渐形成的，因此，不可以不观察它的积累过程。君主所积聚的治国方法，在于他选择什么，抛弃什么。选择礼义方法治国的君主便积聚礼义，选择刑罚治国的君主便积聚刑罚。刑罚积聚到一定的程度，百姓就会埋怨而背叛君主，礼义积聚到一定程度，百姓就会和睦而亲近朝廷。所以，君主想要百姓善良温顺的愿望是相同的，只是用来使百姓善良温顺的方法不同，有的用道德和教化进行引导，有的用法令进行惩罚。用道德和教化进行开导的，随着道德和教化的深入人心，民风就会和乐；用法令进行惩罚的，法令使用到极点，民风就会令人悲哀。哀乐的感受，便是应验祸福的东西。秦始皇想尊奉宗庙安定子孙后代，这与商汤王和周武王是相同的，但是，商汤王、周武王广泛推行德政，他们建立的国家得以保存了六七百年；秦始皇统治天下只有十多年就土崩瓦解了。这里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商汤王、周武王决定取舍很慎重，而秦始皇决定取舍不慎重。国家政权好比一个大器物，现在有人安放器物，把它放在安全的地方便安全，放到危险的地方就危险。治理国家的道理与放置器物没有什么不同，关键就在于天子把它安置在什么地方。商汤王、周武王把天下安置在仁、义、礼、乐之上，因而恩德滋润天下，禽兽蔓延，草木富饶，四方蛮夷都受到恩惠，王位留传子孙数十代，这是人所共知的。秦始皇把国家安置于法令、刑罚之上，德和恩没有一样，因而怨恨充斥天下，百姓憎恶他如同对待仇敌一样，几乎祸及自身，子孙被灭绝，这是天下人有目共睹的。这不是充分证明了取舍不同后果就明显不同吗？有人说：“要判断某人说的话是否正确，一定要观察他所说的事实，那样，说话的人就不敢胡言乱语了。”现在，假如有人说，治理国家，礼义的作用不如法令，教化的成效不如刑罚，君主为什么不拿商朝、周朝、秦朝盛衰兴亡的事实给他看呢？

君主的尊贵，就好像宫殿的厅堂，群臣就好像厅堂下的台阶，百姓就好像平地。所以，如果设置多层台阶，厅堂的侧边远离地面，那么，堂屋就显得很高大；如果没有台阶，厅堂的侧边靠近地面，堂屋就显得低矮。高大的厅堂难以攀登，低矮的厅堂就容易受到人的践踏。治理国家的情势也是这样。所以古代英明的君主设立了等级序列，朝内有公、卿、大夫、士四个等级，朝外有公、侯、伯、子、男五等封爵，下面还有官师、小吏，一直到普通百姓，等级分明，而天子凌驾于顶端，所以，天子的尊贵是高不可攀的。俗话说：“欲投鼠而忌器。”这是个很好的比喻。老鼠靠近器物，人们怕砸坏器物都不敢扔东西打它，更何况那些接近皇帝的尊贵大臣呢！君主用廉耻礼义来约束正人君子，所以对大臣只能命令他自杀而不对他用戮刑。因此，刺额、割鼻子等伤残肢体的肉刑都不施加到大夫以上的官员身上，因为他们离君主不远。按照礼的规定：臣子不能察看为君主驾车的马匹年岁大小，用脚踢了为君主驾车的马所吃的草料，就要受到处罚；见到君主用的扶几和手杖就要起身；在路上遇到君主的辇车就要下车恭候；进入宫殿的正门就得小步快走；对于君主的宠臣，即使犯了罪，也不对他施加杀戮之刑，这是尊敬君主的缘故。这样做是为了及早防止臣下对君主有不敬行为，是为了尊重大臣，勉励他们保持节操。现在从诸侯王、列侯到三公等高级官员，都是天子理应郑重地以礼相待的人物，相当于古代天子所称的伯父、伯舅，而如今却使他们与平民百姓一样接受刺额、割鼻、剃须发、剁脚、笞打、辱骂、斩首示众等刑罚，这样不是正如厅堂没有台阶一样吗？遭受杀戮的人不是太接近皇帝了吗？不讲廉耻伦理，那些手握大权的大臣，不是会虽处于朝廷之上却有像刑徒罪隶那样无耻之心了吗？至于秦二世被杀的望夷官事变，秦二世亲近被判重罪的赵高，就是投鼠而不忌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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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听说，鞋即使新鲜，也不能放在枕头上，帽子即使破旧，也不能用作鞋垫。如果一个人曾经担任过高级职务，天子曾经对他以礼相待，官吏和百姓曾经对他俯地叩首表示敬畏，如今他有了过失，陛下下令免去他的官职是可以的，叫他告老还乡是可以的，叫他自杀是可以的，杀了他也是可以的；如果让人用绳子把他捆绑起来，押送到管理刑徒的官府，罚他做官府的刑徒，主管刑徒的小吏可以对他责骂笞打，这些都是不应该让百姓见到的。如果卑贱的人都知道达官贵人一旦犯罪被处刑，我也可以对他进行凌辱，这是不利于训练天下百姓遵守礼义，不利于提倡尊重高官、优待显贵的。天子曾经以礼相待的、百姓曾经以为荣耀的官员，死了便死了，卑贱的人怎么可以如此侮辱他呢！

豫让曾经侍奉中行君，智伯讨伐并且灭掉了中行，豫让转而侍奉智伯。等到赵襄子消灭了智伯，豫让用漆把脸涂黑，口吞木炭来改变自己说话的声音，一定要报复赵襄子，试了五次都没有成功。有人问豫让，豫让回答说：“中行把我当普通人对待，我便以普通人的身份侍奉他；智伯把我当国士对待，我所以用国士的身份回报他。”原来是同一个豫让，背叛君主而侍奉仇敌，行为像猪狗一样，后来忠君守节，作出烈士的行为，这是人主使他变成这样的。所以，如果君主像对待犬马一样对待大臣，大臣便会自比犬马，如果君主像对待官员一样对待大臣，大臣也就会把自己当作官员，如果臣子玩弄手段而没有耻辱之心，没有志气，丧失节操，缺乏廉耻观念又不注意加以修养，苟且偷生，则会见到利益便去抢占，见到好处便去夺取。当主上衰败的时候，便乘机袭取主上的财产、地位；当主上有忧患的时候，却漠不关心，袖手旁观；当有对自己有利的地方，便欺骗主人，以出卖主人的利益来谋取好处。这样怎么会有利于人主？群臣人数众多，而主上人数最少，钱财、器物、职业等各方面的事情都得依靠群臣掌管。如果群臣都无廉耻之心，都苟且偷安，那么，主上最忧虑。所以古代礼不施加于百姓，刑不施加于大夫，目的是为了勉励宠臣保持气节。古代大臣有因为不廉洁而被罢免的，不说他不廉洁，而是说“簠簋不饰”；有犯了污秽淫乱，男女杂居罪行的，不说他淫秽，而是说他“帷薄不修”；有因为软弱无能，不能胜任职责而被免职的，不说他软弱无能，而说他“下官不职”。所以显赫的大臣确实犯了罪，也还不直接点破他所犯的罪过，而是换一种委婉的用辞，为他避讳。所以那些受到了君主严厉谴责、呵斥的大臣，就身穿丧服，带着盛水的盘和佩剑，自己来到清室接受处置，君主并不派人去捆绑牵引他。其中犯有中等罪行的，得到了判决罪名就自杀，君主不派人去斩下他的首级。其中犯有大罪的，听到判决旨意之后，就面向北方叩拜两次，跪着自杀，君主不派人去揪着他的头发按着他的头斩下首级，君主还对他说：“你自己犯有过失，我对你是以礼相待的。”君主对群臣以礼相待，群臣就会自我激动，君主以廉耻约束臣子，人们就会重视气节品行。如果君主以廉耻、礼义对待臣子，而臣子却不用气节品行报答君主，那么他就不像个人了。这种习俗蔚成风气，那么做臣子的就会只为君主而不顾自己，只为国家而不顾家庭，只考虑大家的利益而不顾个人私利，见到有利益而不轻易沾取，见到危险也不轻易回避，全都按礼义的要求办事。君主提倡这种精神，所以宗族重臣就会真心地为维护宗庙而死，司法的臣子就会真心地为国家而死，辅佐的臣子就会真心地为君主而死，看守监狱和守卫边疆的臣子就会真心地为国家的安全而死。说圣明的君主都有金城，就是用金城来比喻这种志向。人家尚且愿意为我而死，所以我应该与他同生；人家尚且愿意为我而不顾安危，所以我应当与他共存；人家尚且愿意为我冒着危险，所以我应当与他都得到安全。人人都只考虑自己要做的事情合不合道义，而不去考虑能不能获得利益，坚守气节而尊重大义，所以君主可以委托臣子掌管治国大权，可以把尚未成人的太子托付给大臣辅佐，这就是推行廉耻，提倡礼义带来的结果，这样做君主并没有丧失什么啊！放着这样的事情不做，却长期实行戮辱大臣的错误办法，所以说，这是值得深深叹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