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人害怕流寇、官军……张一川不怕。

流寇、官军这种东西，他撒泡尿照照就能见到。

张一川是陕西最强大的流寇首领之一，如今又领受了大元帅府的河南总兵官，在那些别人都害怕的东西里，他是最吓人的那个。

能让他忌惮三分的只有看不见摸不着的瘟疫而已。

这玩意儿确实让人恐惧，但是对常年流窜的张一川来说，也只是忌惮三分罢了。

因为看不见、摸不着、杀不死、防不住、躲不过，只能硬着头皮闯。

闯过瘟疫横行的地带，是他必须要经历的过程。

在这过程中，得益于河南五营惯于农民军的组织形式，他能够尽可能地收拢、裹挟看见的所有溃兵、流民、土匪、强盗乃至老弱妇孺，并将之依照宗族、职业、地域等特点，快速编成一支新的流寇部队，协同行动。

农民军的组织形势也很严密，张一川做为首领，以河南五营为本部人马，随后下面随招随编，编出二三十个大队。

每个参将除了本部一个营，另负数个少则二三百人、多则五六百人的大队，以本部派出十几个老流寇为大管队，招募健壮之人发给弓马刀枪，组成各个大队的中坚力量。

大队下面再分出七八个小队，对遇上的各色人等加以裹挟，一切命令都听大管队的，而所有大管队都听本管参将的，而五个参将听张一川的。

所以这种指挥，并不会像刘承宗统率数万大军那样，撞上指挥能力的瓶颈。

小主，

因为张一川管的没有那么多，他既不需要管理驻地、也不需要管理兵粮，因为他们有足够多的后勤人员。

没人愿意停下来，停下来就是死，只能跟着大队行动，在豫西翻山越岭。

每一个层级的队伍，都只知道上级队伍的准确位置，每日早晚各派人报告一次，让走就走，让停就停。

走的时候只管行军，停的时候各个大队乃至各个小队各顾各的事，随处安营，打马草的打马草、该打粮的去打粮。

染病的人在各大队下面独自编出个小队，跟得上就走出一条生路，跟不上了就掉队、减员，躺在地上等死。

一时间五营参将标下，几十个大队漫山遍野排出方圆几十里地的宽度，整个队伍就如滚雪球一般地膨胀起来，呼啸掠过一个个郊野村落、山间堡寨。

他们经过的地方处处烽火，如同长了四脚的移动城寨，将那些曾经把他们拒之门外的堡寨攻陷，杀掠富户、裹挟贫户，继而赶往下一个县城。

能攻下城池，就攻。

攻不下来，则浅尝辄止，该撤就撤，继续走。

农民军组织形式的一大特性，就是必须流动。

人少的时候要走，在哪儿停下都不安全；人多的时候更要走，停下来人的心就散了。

攻不下城池要走，停下来没有粮食吃；攻下了城池更要走，因为一个地方的粮食不够他们吃。

当然路上张一川也没闲着，疯狂翻看大元帅的《救荒定疫书》，命军队沿途袭击堡寨、城池，着重搜寻医匠、药材，将感染瘟疫的农民军留在攻陷的堡寨里，留下医匠药物，教其自救。

至于进攻洛阳，则是因为福王海内巨富之名早就名传天下，张一川料想福藩惹得天妒人怨，攻打起来应该很容易。

张一川的部队先攻打河南府的永宁县，试图为攻打洛阳城筹集军资，并建立稳固的后方粮道，能够待瘟疫结束后与陕西的刘承宗寻求人才支援。

永宁城内有个致仕乡绅张论，尤其知兵。

此人在天启元年到四年间任四川巡按，其间爆发奢安之乱，他跟巡抚标营一起防守成都府城；崇祯二年任四川巡抚，以平叛功勋得了世袭锦衣卫指挥使的荫官。

他在城外修了几座城寨，安置了一批战伤残疾的巴蜀旧部老兵，在城外初闻贼至的消息，便将老兵收进城内。

同时与知县武大烈、军官马有义一同讨论战守，此外还捐出家财募兵固守。

以至于这座小城虽然有个万安王府，但王府只是不出钱出力，并没有起到什么反效果。

实际上大明的王爷，第一等贤王自然是肃藩那种，在地方不做坏事、遇事敢出钱出力，平素里再做些善事。

但那可遇不可求。

正常的王爷都是秦王、韩王、福王、潞王这种，王府出一堆奸人，自己昏聩不理事，理事也不通人性，遇着大事没担当，不出钱、不出力，基本上城里有没有这个王府都一个德行。

没啥正面效果。

最次一等的王爷，就是现在的唐王，朱聿键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