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春的深圳，夜里还带着料峭的寒意。凌晨两点，李梦突然发起高烧，小脸烧得通红，嘴里含糊地喊着“妈妈”，手还不停抓着被子。秀兰一摸女儿的额头，烫得吓人，赶紧推醒旁边的建军：“快起来！梦梦烧得厉害，得去医院！”

建军猛地坐起来，顾不上穿外套，抓起钱包就往门口冲。秀兰抱着李梦，用毯子裹得严严实实，跟着跑出门。夜里的街道空荡荡的，只有路灯投下昏黄的光，两人拦了半天，才等到一辆出租车。“师傅，麻烦快点，孩子发烧到39度了！”建军拍着车门，声音里满是急切。

出租车一路疾驰，很快到了市儿童医院。急诊室里挤满了人，哭声、咳嗽声混在一起，空气里飘着消毒水的味道。秀兰抱着李梦排队挂号，轮到她时，护士却皱着眉说：“孩子的户口本带了吗？没户口本不能走医保报销，得全自费。”

“户口本？”秀兰愣住了，手里的病历本差点掉在地上，“我们有深户啊，办了两年了，以前说深户能优先就医，怎么现在连报销都要户口本？我们没带啊，孩子烧得这么厉害，能不能先看病？”

“可以看病。”护士语气生硬，“没户口本只能自费，要么回去拿，要么现在交钱。”

秀兰回头看了眼怀里的李梦，孩子已经烧得睁不开眼，嘴里还在哼唧。她急得眼泪都快掉下来，拽着建军的胳膊：“怎么办？回去拿要一个多小时，梦梦怎么扛得住？当年办深户花了那么多钱，托了那么多人，说能享受医保、优先就医，现在连个挂号报销都不行，这深户有什么用！”

建军攥紧拳头，咬着牙说：“就用自费吧！”他掏出银行卡付款，女儿正在发着高烧，每多耽误一分钟，孩子就多受一分钟罪。

秀兰抱着刚打完退烧针的李梦，坐在走廊的椅子上，眼睛红红的。李梦的烧终于退了些，靠在妈妈怀里睡着了，小脸上还挂着泪痕。“医生说要是再晚来半小时，可能就烧出肺炎了。”秀兰的声音带着哭腔，“报销还要带户口本，这深户到底给我们带来什么了？”

建军没说话，只是接过女儿，轻轻拍着她的背。他想起两年前办深户时的场景——为了凑齐社保年限，他多交了半年的补缴费；当时社区工作人员说“有了深户，孩子就医、上学都方便”，他信了，以为这就是“安稳”的保障。可现在，女儿发烧到39度，却因为没带户口本，连医保报销都走不了，所谓的“方便”，在紧急情况面前，碎得像玻璃。

回家的路上，李梦还在睡，出租车里一片沉默。秀兰看着窗外掠过的路灯，突然开口：“你总说‘技术稳定就好’，说在国企上班安稳，可现在呢？公司快不行了，你要被逼着卖货，我也失业了，连孩子看病都要折腾半天，你那点技术坚守，到底有什么用？”

这话像根针，狠狠扎在建军心上。他抱着女儿，手指微微发抖，却一句话也答不上来。他一直以为，只要自己把技术做好，守住国企的“铁饭碗”，就能给家人安稳的生活；可现在，铁饭碗快碎了，安稳成了笑话，所谓的“技术优势”，在生活的难面前，显得那么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