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伦一直觉得，辽、金、宋时代是一次历史的巨大转折点和变革点，可惜的是，不管是契丹人、女真人还是汉人，统治者们都没有抓住这样的机会。

更加可惜的是，后来的蒙古人仅仅抓住了这个机会的一小半，在武力征服后以蒙古人烂得不能再烂的治国手段将一切机会都彻底浪费了。

就好比王氏高丽，这个小国以新罗军事贵族起家，完成了对鸭绿江东岸的高句丽、百济、新罗旧势力的统一，但却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民族意识。

王氏以军功起家，高丽国内武臣势力就十分庞大，贵族通过联姻盘根错节，所以在王楷之前的数代高丽国君，为了限制武臣的权势，便效仿前宋推行儒学和科举，妄图以文臣压制武臣。

大概在宋真宗时期以来的高丽诸国君，都在积极推行儒学，打压武臣势力，但由于辽国契丹在外，从高丽的历史来看，武臣集团的实力总体是被不断打压的，期间偶有反复。

在女真崛起后，高丽与女真、与金国的战事不断失利，导致武臣的话语权愈来愈下，文臣在朝政的主导权越来越重。

武臣想要反扑，若没有王伦和新汉的出现，在金国与南宋对峙的初期，高丽国内就要发生武臣作乱的大事的。

但王伦集中原之力，强行消灭了金国后，高丽外部最大的敌人就此消失，努力挣扎的武臣集团又被文臣按了下去。

双方保持着一个脆弱的平衡，如果仍旧这么下去的话，王伦也不会这么快就对高丽发起进攻，但王楷少年心性发作，为了所谓的王族尊严和国君脸面，跟完颜宗磐大打出手，导致高丽国内的武臣势力再度被削弱。

这个时候汉军突然出手，王楷甚至连一支可靠的禁卫军队都无法掌控了，就此憋屈地被毒杀而死，让汉军占了一个大便宜。

也正因为如此，高丽国内才会发生那么多的动乱和造反，因为在“卖国”这件事上，几乎都是前高丽的文臣们说了算，武臣们几乎没有捞到任何好处。

王伦也在许贯忠的建议下，第一时间笼络了前高丽时代的文臣集团们，对残存的武臣势力进行了重点打击。